1894年1月10日，朝鲜爆发了“东学道”农民起义（“东学道”是朝鲜带有一种宗教色彩的农民秘密反抗组织）。“东学道”道徒金玢准领导他的家乡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农民提出“济世安民”、“尽来权贵”、“逐灭夷倭”等口号，号召广大民众奋起反抗。由于当时朝鲜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东学道”振臂一呼，从者云集。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几千人，所到之处，严惩贪官污吏，开仓济贫，焚毁借契，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其他一些地区也相继爆发了起义。6月1日，农民起义军攻克朝鲜南方重镇全罗道首府全州，进逼汉城。朝鲜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任命洪启藜为招讨使，率军赴全州剿抚。但多次进攻都被打败。朝鲜统治者看到凭自己力量，无法镇压起义军，便向清政府乞援，请求派兵助剿（因为当时中国和朝鲜之间还属于一种传统的“宗藩关系”）。6月3日，朝鲜政府将乞援书交给清政府驻朝通商大臣袁世凯，请求袁世凯“迅速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军，速来代剿”，袁世凯立即将此电禀李鸿章。

    日本政府为了利用这一事件达到挑起战争的目的，竭力劝诱清朝政府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出兵“代为戡（平定）”，把清政府引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之中。并且假惺惺地向清政府保证：日本政府决无他意。

    6月5日，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清兵两千多人东渡朝鲜“代剿”，并于6月6日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按“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夜驻往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6月7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我国认为有出兵必要，帝国政府拟派兵若干，前往入朝。”然而，就在6月5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在东京正式成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司令部长等参加的战时 最高指挥机关--大本营。当天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陆续派出一万多名日军进入朝鲜，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其兵力和实力都在入朝清兵之上，战争形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对于日本政府军事上的步步紧逼，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担心战争危及其统治地位，一心主和。执掌清政府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则把希望寄托在俄、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调停”上，他采取“避战求和”、“以夷治夷”的外交方针，以求列强之间相互牵制，维持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并幻想依靠列强干涉，迫使日本从朝鲜退兵，放弃对朝鲜的入侵。

    7月9日，日本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贝和把清政府回避战争的意向报告了日本参谋本部：“清朝内廷正在举办万寿庆典（筹办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有盛典），原本不好动用干戈。北京政府中不仅有反对和为难李鸿章之行为者，而且，愈近开战之际，堪为名将之声望者愈乏，当然，兵力方面未能稳操胜券，幸寄希望于俄国公使之调停，暗中依赖此种调停下之和平谈判。对此，据以往之经历，我确信无疑，惟我不变最初之决心，断然开战。” 同一天，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报告说：华北一带大雨不断，由于涨水而破坏了铁路，各地的电线也断了，道路泥泞，军队调动困难。而且“人心动摇不定，军队中也往往听到有发泄不满情绪者”。他积极建议参谋本部：“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

    随着清朝希望国际调停的幻想一个个破灭，加之这两个情况的提供，进一步坚定了日本最高统帅部挑起战争的决心。

    7月23日凌晨，日军入侵汉城，沿途发炮，对朝鲜守军进行轰击。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亲率日军一个联队闯入朝鲜王宫，却掠朝鲜国王，组成由日本支配的以大院君李昊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胁迫大院君傀儡政府宣布废除以前朝鲜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当天，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朝鲜牙山湾丰岛海域向中国军舰打响了第一炮，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