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向忠发个人能力有限，缺少处理全党事务的能力，所以，李立三就成为了中共的实际负责人。

    1929 年，为了联系和指导中国、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共产党工作，共产国际又成立了远东局。

    但远东局因为不了解我国的国情，刚刚成立就和李立三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例如：

    李立三认为，富农也属于被军阀和豪绅地主压迫的阶层，应该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来。远东局却认为，富农就是小地主，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不能参加革命。

    李立三认为，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并且同情共产党，中共可以和俞作柏结盟，甚至把俞作柏发展为党员。但远东局认为，俞柏作是国民党改组派，不允许和其结盟，更不允许吸收其为党员。

    由于共产国际规定，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帮助工作和代表共产国际指导的关系，再加上远东局的指导本身就有错，所以李立三对远东局的指导极不满意，双方的矛盾因此越来越深。

    不过，李立三很快也犯了错误。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大家都知道，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时间最长、结果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0 年，我国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一挑三，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全国各地打得不可开交。

    所以，李立三就错误地预估了形势，以为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革命的高涨就要来临。

    于是，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左倾的口号：「任何一个省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和「立即夺取全国胜利」的观点。

    另外，他还命令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率军攻打长江、南昌、武汉等地，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恰巧的是，这一次远东局对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给中共中央发电，明确批评了李立三的观点，并强烈要求李立三收回命令。

    但李立三拒不执行，并回电痛斥远东局「一贯执行右倾方针」「妨碍了中国党对革命的领导工作」。

    就在李立三和远东局争执不下的时候，1930 年 7 月 27 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趁着军阀混战，长沙城内兵力空虚之机，顺利攻入了长沙，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大喜不已，在 8 月 1 日到 3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宣称：「中共必须和共产国际据理力争。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中国起义一起，蒙古就应该出兵中国北方，苏联则应该在满洲与日本作战。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可以更快成功。」

    8 月 5 日，李立三又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发电，表示全国红军已有 30 多万，有组织的农民武装有 500 万，有组织的群众有 3000 万，长沙、大冶等城市已被攻占，南昌、九江指日可下，广大工人都要求武装暴动，因此，共产国际务必批准中央的决定。

    远东局对李立三越级汇报工作的行为极其不爽，当即给共产国际发电，给李立三扣上了一顶反对共产国际的大帽子。

    中共负责人向忠发听说以后也发了火，断然拒绝了远东局的指责，并强硬地表示：「除非共产国际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则中共中央将继续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决不中止。」

    然而，就在李立三、向忠发等人和远东局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十几天之后，便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反扑，被迫撤出了长沙。

    另外，河南、陕西、山东等十几个省的干部机关，因为盲目执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命令，也遭到了破坏。

    斯大林大怒不已，于 8 月 13 日，痛批中共中央：「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么做。」

    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压力下，1930 年 9 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李立三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由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没有一个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共产国际便觉得，对中共的控制能力严重不够，才是中国革命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

    因此，共产国际决定，一定要在中共内部，扶持一个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留苏派，便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最佳人选。

    巧合的是，在反对李立三的时候，王明、博古等人还立下了功劳，他们认为李立三的政策并不符合马列主义，于是，就写文章批评了李立三，但遭到了严厉的处分（留党查看 6 个月，降级等等）。

    既然李立三错了，那就证明他们有远见之明。

    于是，米夫便亲自跑到了上海，并在 1931 年 1 月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夏曦一举提拔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王明还进入了政治局，博古则被提拔为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更巧的是，几个月后（6 月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了。于是，年仅 27 岁的王明便成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而这时，共产国际正好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于是，王明就离开了中国，跑到了苏联。

    但在离开中国之前，王明让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24 岁的博古为总负责人。

    因为王明和博古都属于空降司令，而且非常年轻，除了在苏联留过学、镀过金之外，并没有多少工作经验，所以，他们都很心虚。

    为了树立威信、迅速掌握大权，他们就做了两项工作：

    1、向共产国际吹牛，表明中共在自己的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例如 1932 年 9 月前后，王明就对共产国际吹牛说：「目前我们已拥有 26 个军，15 个独立师及一些其他部队，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倍，在军事技术方面，如果不计空军和重炮部队，可以说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相差无几了。」

    「中国的苏区已经占据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五六千万人口。」

    2、他们又选派了几路人马，到各个根据地以「肃反」的名义，夺取根据地的最高权力，其中三波人最为重要：

    第一波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中的夏曦，前往贺龙创办的湘鄂西根据地，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内连续开展了四次惨绝人寰的「肃反」运动，2 万多人的红三军，被杀得只剩下了 3000 多人。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新中国的首张烈士证拥有者段德昌，就是因为反对夏曦肃反被杀的。而且，为了报复段德昌，夏曦还特意叮嘱刽子手用钝刀行刑，画面不敢细想。

    总之，杀到最后，根据地内的党员只剩下了三个半：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卢冬生因是中央派去的交通员，算半个党员）。

    国民党趁机对湘鄂西连续发动了多次「围剿」，贺龙只好带领着红三军转移到了贵州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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