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的士兵和装有五十门炮的战舰,可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为了求胜不择手段,采取不正当手段让客户免罪,那么殖民地人民也不会饶过他。
更别提,他的客户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冲突:士兵们说自己是听命行事,而队长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下开火的命令,乍一看,似乎只能保住其中一方。
庸人才需要取舍,亚当斯什么都想要。
战略上,坚持程序正义至上,宣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确保司法审判能够以公正的方式进行,让审判远离政治色彩。战术上,则需要出奇制胜的策略了。
3. 意料之外的证人
律师再厉害,也没法把黑说成白,把死说成活。
亚当斯所做的,无非就是在灰色地带做文章,寻找更多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
1770 年 10 月 24 日,普莱斯顿队长的审判先一步进行,亚当斯找到了足够的证人来证明队长的确没有命令士兵开枪,而且也尽力命令士兵们冷静下来,普莱斯顿也因此获得了无罪判决。
但真正艰难的是其它士兵们的审讯,尤其是蒙哥马利和克洛伊这两位,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打出的子弹击中了波士顿市民。
更何况,主张六名士兵有罪的公诉团队,也有罗伯特·派恩这样的高人压阵。
派恩与亚当斯同为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在 16 年后,他和亚当斯将一同在《独立宣言》上签下名字,但此时,他们是法庭上捉对厮杀的对手。
派恩找到了对士兵非常不利的证据,公诉团队请来了一位市民,当庭指证称克洛伊早就有所预谋。
公诉人:你是否听到过,克洛伊曾经对本市居民使用任何具有威胁性质的语言?
证人:是的,有一天傍晚,我听到他说,他不会错过向市民开火的机会。他还说,从他踏上波士顿的土地,就有这个念头。
而亚当斯则决定采取层层防御的战略,让辩护手段有充足的「战略纵深」。
他计划首先主张士兵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如果不能成功,再设法将开枪的举动解释为受到挑衅后的冲动之举,从而以更轻的「过失杀人」罪名处理,而非谋杀罪名。
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谋杀」和「过失杀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要存在一定时间的预谋,而一时冲动起了杀心,则属于过失杀人。
作为辩护律师,亚当斯请来了四十多名证人,证人们轮番登台,描绘「暴民」们围攻士兵的景象:
喊杀声此起彼伏,三四百人把相比之下人数少得可怜的士兵团团围住,冰块和石块齐飞。具有一半印第安血统、一半黑人血统的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用木棒打到了蒙哥马利,当枪声响起时,他还在挥着棍棒向前。
「此情此景之下,难道笔直地站着,看看自己的脑浆子会不会被暴徒打出来,就是谨慎明智的举动吗?」
亚当斯问陪审员,请他们想一想,作为一个挨了打会疼、被人挑衅了会跳脚的凡人,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否能保持镇定。
随后,亚当斯请来了一位出人意料的证人:其中一名死者帕特里克·卡尔的医生。
卡尔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混乱中被流弹击中,两周后不治身亡。
在法庭上,亚当斯请医生来回忆下,卡尔在弥留之际都说过什么。
医生:他说,他来自爱尔兰。在那里,他经常看到民众的暴乱,也经常看到士兵奉命镇压。
他在爱尔兰见过士兵向人群开枪,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波士顿的英军那样),忍受了这么多(挑衅)之后才开火。
亚当斯:你和他的最后一次对话,发生在什么时候?
医生:大概是下午四点,就在他去世的那个晚上之前。他特别跟我强调说,他已经原谅了对他开枪的人。他相信对方没有恶意,只是为了自我防卫。
公诉方万万没想到,亚当斯敢于走这一步险棋,直接引用了死者的言辞来为凶手辩护。
派恩的团队马上从法律角度予以回击,他们引用了英国普通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不得使用传闻证据,来要求法院认定医生的证词无效。
而亚当斯显然也非常精通英国法律,他指出,卡尔对医生说过的话,属于「临终遗言」(dying declaration),应当作为特例得到采纳。
原则上,如果证词中包含一个人在法庭以外说过的话,而说话的人又不在法庭上,无法当面证实或者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那么这句话不得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纳。
这个原则的逻辑不难理解:避免「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现象,如果证人宣称「我听谁谁谁说了」,而对方律师又没发把那位谁谁谁请来当面对质,那么程序上就不认为这是一个对诉讼双方公平的方式。
但在英国法律传统中,有一条对于「临终遗言」的例外:如果证人转述的,是被害人临死前说过的话,那么这种证据可以被法院采纳。
背后的原因,则是朴素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观念。
早在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就形成了一条审判中的重要原则:人们在临终前说的话,会被推定为真话,除非有直接的相反证据能够做出反驳。
既然是遗言,那么说这话的人显然已经无法在法庭上接受双方律师质询了,但正因为法律推定遗言不存在谎言,那么不会因为属于「传闻证据」而被排除。
亚当斯就此主张,陪审团在作出判决前,应当将卡尔说过的话纳入考量。
法官也据此向陪审团做出了指示,「诚然,卡尔没有在宣誓后在法庭上作证,但你们仍需要判断是否需要认真思考,是否应当相信他在告别人世前的陈词,尤其是在他说的话对杀死自己者有利的情况下。」
4. 程序正义的代言人
在陪审团即将进行闭门评议前,亚当斯,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当时就因为辩才而声名鹊起的年轻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一段动人的总结陈词:
「事实,是种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渴求什么,无论我们的去向如何,无论我们的热情将我们推向何方,都无法改变事实证据已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