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无论从旁人分析，还是张学良自己认识，都毫无疑问在张学良身上。

    九一八事件中东北军不抵抗的行为，张学良的责任推不到蒋介石头上去。在当时，他手里有三十万东北军，武器装备并不比关东军差。为什么要下令不抵抗？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始终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状态，始终对日本保持那种“我敢打”的状态，那么，虽然他依旧是个缺乏能力，是个典型的军中懦夫。

    但事实上，他不是。中东路的惨败使他吓破胆，他害怕他的东北军有多弱，而列强的军队有多强。

    他的论调从此180度大转弯。原来那个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我敢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的愤青张学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信奉“开战必败”。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的实力不足以对日作战，贸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文中还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电，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既确信打不过，张学良又无权（外交权力已经上交国民政府）无能弥合与缓冲日蒋间源于“满蒙利益”的对立，能够做的，就只能严命部下“避免冲突”，以防“衅自我开”，从而给日军动武的口实。而事实上，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也都明白，日本离动武也就只有一个口实的距离，他们也因此同样确信，当时不是对日开战的好时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蒋还是张，都三令五申部下的中国军队“力避冲突”，不给日本以动武的口实。此为他们当时唯一可以应对的措施。

    但口实你可以不给，不代表对方不能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栽赃嫁祸制造口实发动的。而第一时间未能知悉对手制造了口实的中国方面，依旧保持“力避冲突”，不给口实的原则，自然就成了遗下骂名的“不抵抗”。

    第二天，整个沈阳被关东军占领了。清点战绩，日军得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其亲弹药、粮草、堆积好山。又俘虏了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并各级官员。只有参洪长营臻化装逃脱。本庄繁得报日军攻占沈阳，大喜。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负责建立各级亲日政权。全国震动，北平的学生集会 ，声讨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连腐败的清政府都不如。

    张学良住在北平协和医院，每天看到愤怒示威的学生团团围住协和医院，打倒张学良骂声不绝，新闻媒体记者挤在协和医院外面，只等张学良出来答复。一时间，协和医院人满为患，整个社会舆论都针对张学良。张学良如针毡，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关东军的真实意图。他们不是小打小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占领东三省，然后变本加厉地达到全面侵华的目标。由于他误判了国际形势，犯下了令东北人民无法理解的错误。同时，也使有血性的东北军对他感到失望。

    关东军没想到这次进攻东北军进展如此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在中国抵抗外侮的历史上，还没有在一夜之间，一个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省就这样被一万多关东军占了去。这是中国东北军的奇耻大辱。尽管张学良是抗日功臣，但这一段历史留给中国人的痛不是一句话能解释的，因为不抵抗，把东北军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设防在一夜之间彻底垮掉，损失是巨大的，给东北人民的伤害也是巨大的。这一段历史是沉痛的。

    铭记历史，不忘国耻。翻开中国抗日历史，由于蒋介石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忙于剿共打内战，才使日本在中国横行无忌。

    中国抗日一开始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造成的恶性循环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中国东北抗日陷于了一个怪圈。张学良手里有几十万军队找抗不了日军的进改。日本在中国东北统治了长达十四年。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东北抗联人数不到十万，有效地抵抗了日本侵略者。

    翻开中国历史，从汉武帝到成吉思汗，因为举国上下，前仆后继，留下了抵抗外侮可歌泣的故事。东北的抗日是一部东北抗联和共党领导下的抗战史。

    鬼子打到家门口了做为军人，没有理由当缩头乌龟。自古以来，军人就是保家卫国，拼死抗敌。

    关玉衡杀了中村，做了一个军人该做的事。可是却被撤职查办，他很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