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算起，周子坤（本姓张，老家在淮西张家村，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周盛传收养为儿子）己跟随陈孝天三五年了，除了上次南下江浙赈灾，因家母生病未能同来，几乎就与陈孝天形影不离。这几年耳濡目染，周子坤己粗通了些为官为商之道，可并未见陈孝天如此行事，如今生意已经做成，他才忍不住道：“表哥，您怎么不把生意交给一家来做？那样会省去不少周折，价钱还能更便宜些。”陈孝天淡然一笑：“这你就不懂啦。在上海和海宁，以高洪魁与洋人联系最为密切；而文家财雄势大，更受洋人倚重。双方各有优势，所以这两条狗咱还都得拽着，看哪条能逮着兔子就用哪条。”周子坤直言道：“可我看你好像更照顾文、刘两家。”

    陈孝天摇摇头道：“不是照顾。而是文、刘两家更值得信任，更容易为咱们所控制。龚洪魁完全靠洋人发的家，是纯粹的买办，洋人的狗腿子，自然更为洋人和他自己的利益着想。文嵛和刘宽就不同了，他俩家的主业是贩盐。盐商能否发财，要靠朝廷的政策。因而他跟咱们官家做生意时，总会考虑到朝廷的……”周子坤不解：“朝廷干吗老盯着这盐啊？”陈孝天停下步子，郑重地道：“自汉唐以来，这盐税就一直是各朝最主要的财源，咱大清每年一半的税收都来自盐课。”

    “是吗？”周子坤惊疑了：“我真不明白，不就是平常吃的盐嘛，能值几个钱，这里面怎会有那么大的利？”陈孝天微微笑道：“你有所不知啊，就因为盐是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又不像粮食、蔬菜，可以自己种。老百姓受不了淡食之苦，都得掏钱买盐，你想想这每天的销量是不是大得惊人呢？”周子坤不禁点点头。陈孝天又道：“再者这海水晒出来的盐，要是在海边交易，一斤顶多二十文钱，而运到内地零售，最稳定的起价也得二三百文。如此算来，这贩盐的生意可不就是日进斗金，一本万利吗？谁贩盐谁不得发横财呀？”

    周子坤咂咂嘴：“是啊。他娘的，我说那帮盐商都那么有钱呢。”陈孝天按着自己的思路说：“历代朝廷都明白，控制好了盐的买卖，国家的收入便有了保证。便朝廷自己又不方便做这买卖，

    才找出一些商人来做朝廷的代理。不管你使用手段，只要能得到朝廷的特许做了盐商，就是闭着眼也能赚大钱。但他们也得明白，钱挣得再多也是替朝廷办事的，咱大清起初的引盐制，后来的票盐制，直至如今的循环票盐制，还不都为了约束调理这些盐商才制定的……”

    “如此多的名目让人搞不懂，正好闲着没事，表哥你就给我说说吧。”周子坤一下子对盐政动了好奇心。陈孝天笑着摆摆手，道：“一时半会儿也说不详细，咱又不贩盐，你了解那么清楚干吗？”陈孝天不想讲，不仅是盐法盐政太过复杂，更因为有些话不便宜多说。大清立国之初，沿袭了前明的引盐制。盐商要向朝廷交给大批钱粮方可得到张张“盐引”；按规定，一引就是四百斤，之后就可以在朝廷指定的地区内销盐了，这个区域被称之为“引岸”。盐商每年先向朝廷交定额的盐课也就是盐税后，便在自己的引岸里售盐，售盐所得再扣除预先交纳的盐课，便是盐商的收入。这种专卖特权为世袭制，子子孙孙都可享受。由于盐商们凭“引”垄断了盐市，只要官盐销路畅通，那成堆的银子就算到手了。至康乾年间，国势昌盛，大清人口近四亿，盐的年销量也随之猛增，本己腰缠万贯的盐商们这下更是富可敌国了。

    树大了招风。上至皇帝，下至小吏，全对盐商犯了红眼病，都想方设法地盘剥勒索他们。你临幸驻跸，他无本取息，最要命的还是花样繁多的“捐献报效”；什么对外作战、镇压内乱、皇室营建、兴修水利，旱涝灾患，都要盐商大把地捐银子，加上盐商自己又极尽挥霍，再满的钱匣也有见底的时候。而此时，大清的国力也日趋衰颓，朝廷急了，便一个劲儿地加征盐课……

    盐商们为维持自己的好日子，尽量压低购价，提高售价，有些盐商还在盐里掺杂沙泥，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绝大多数的人买不起价高质劣的官盐，干脆买私盐，致使私盐生意异常兴隆，最终泛滥成灾，难以收拾。到了道光年间，八成以上的百姓都吃私盐，官盐则大量滞销。只沪宁舟山一地，每年末盐就高达五十余万引，上海盐商的总资本由鼎盛时的两--三万万两，缩至不足七千万两，中小盐商纷纷破产，大盐商也是苦苦支撑，盐商数量从四百有余，锐减至不过百户，朝廷也因此每年少收税银二百多万两。

    道光皇帝急了眼，下旨搞改革盐政，由引盐变票盐，规定商人不论资本多寡，只要纳引交课，就能领票买盐，且不受地域限制，可以破岸自由交易，还减少了往昔的诸多盘剥。这一改，大批新盐商拥进盐市，靠优质低价与私盐竞争，重新夺回了市场。官盐销量迅速回升，朝廷的收入自然又逐年增加了。但也应了那句话：几家欢乐几家愁。票盐制虽好，只是弄惨了那些本己不堪重负的老盐商，祖辈留下来的自己又花了无数钱粮才保住的盐引盐窝，瞬间成一堆无用的废纸，而做票盐又干不过那些新人，只有无可奈何地纷纷败落下去……